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从格罗宁根大学对中国创新TFP（全要素生产率缩写，下同）增长的测算，2011-2019年间，创新TFP增长率为-0.55%，2020-2024年，实验室外推的创新TFP增长率为-0.88%。创新TFP从1978-2010年的正增长，转变为负增长。从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数据来看，2011年，特别是疫情及后疫情5年，创新TFP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如2011-2019年，美日英法德韩等发达国家、俄哈罗保克塞等体制转轨国家和阿巴巴土智墨马等发展中国家，其创新平均TFP增长率分别为0.38%、0.78%和-0.94%；而2020-2024年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实验室外推的数据，创新平均TFP增长率分别下降为0.02%和-2.35%，只有体制转轨国家增长率略微上升，为0.83%。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转变，有这样一些客观趋势和体制机制的原因。
首先，从中国与全球各国共性的原因看，科技创新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主要在于推进工业化，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创造大规模的财富。然而，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其功能转变为大规模集中生产、集中销售和集中调度服务，大幅度节约了劳动、装备、建筑和土地等工资、利息、折旧和地租等成本。技术进步朝着在产出规模增长放缓的过程中，用更少投入去进行生产和服务，而在节约工资、利息、折旧和地租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减少传统的 GDP。TFP 定义为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带来了生产率提高的财富。但集中生产和节约成本型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投入额外财富的增长，而只是节约了以往的成本，同时也相对和绝对地减少了财富的生产。实际上，智能技术、无人生产和信息对称，使技术进步可以创造新生产力的传统定义，与 21 世纪新技术节约成本的财富相对收缩，甚至绝对收缩，形成了悖论。
其次，21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推进到中后期，出现了全球生产能力大于全球需求能力的趋势，加之2020年疫情影响，疫后全球经济增长均趋于放缓。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在相对需求有限的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贸易方面市场保护、提高关税和讨价还价的激烈竞争。而出口放缓、国内需求替代不能够及时调整，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实际上也意味着高技术装备和专利被闲置。而且，大量本科，一部分硕士，甚至还有一些博士学历的中青年人进入外卖、快递和网约领域，这实际上是技术人才和人力资本的浪费。这就是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造成的创新TFP负增长。
再次，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创新TFP增长保持快速增长的源泉是：1978年时后生产总体装备落后，技术水平过低，20世纪后20年装备和先进技术引进，特别是加入 WTO 后跨国公司更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进入中国，新技术在产业中得以消化、再创新和扩散，提高了国民产出的生产率。其特征为，前期新技术生产力规模基数小、引进规模大、转化率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自主创新在许多方面进步很快，也进入了创新国家第一方阵。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格局上有这样几个特点：（1）新物质财富新生产能力规模基数已经较大，创新 TFP 增长速度自然放缓；（2）从大规模技术引进创新，进入了自主科技创新阶段，自主创新得到的新技术生产力规模及增长速度，与大规模从外部引进成熟新技术的生产力规模和增长相对还是要小和低。（3）由于人口及市场应用规模大、应用场景规模收益高和相对成本低，加上21世纪的一些新技术中外处于同一起跑线，中国在发展阶段方面，集中规模和节约成本技术的发展早熟。因此，创新TFP增长，受到21世纪节约成本创新与“额外”GDP增加悖论的“诅咒”。
最后，创新型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有体制机制和创新。新的科学发现、新的技术，是组织评出来的，还是宽容创新、允许不同、实践能够使用，市场能够使其产业化获得的？发明的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创新活跃的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产业化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创新的生态和格局，是规划出来的，还是在一个宽松环境中自兴旺起来的？怎样形成一个天使、风投、股权、投贷联动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融资链？如何形成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社会氛围，如何形成一个技术发明、新技术产品化和新产品产业化的人员交流、户籍居住、教育社保、居住生活、市场准入和生产销售等方面的体制环境？可能这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是中国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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