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当前，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塑造着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
技术的发展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科技大会都对科技金融做出明确部署，要求加大对科技创新的金融资本投入，并强调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科技金融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但是，科技金融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从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和特点看，科技金融服务面临一定的复杂性。”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在12月2日的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上如是表示。
如何理解发展科技金融的迫切性？科技金融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又有哪些“趟出来的路子”可供参考？这些问题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科技创新、产业变革与金融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彭立峰分析了科技发展与金融的紧密联系。“从理论上看，科技创新和金融关系密切，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阐释了创新和金融的关系。”他解释，熊彼特提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但企业家往往缺乏资本和风险承担能力，因此必须借助金融手段，让金融家成为创新的另一个主体。此外，科技创新的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风险和不确定性高，而金融恰恰可以发挥跨时空聚集资本、配置资源、发现价格和管理风险的功能，并且在支持科技创新中获得长期价值回报，形成金融支持科技，科技助推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三角良性循环。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历次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都伴随着金融创新，三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改变世界的面貌和格局。比如，在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内燃机和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西方投资银行体系迅速崛起。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密切相连。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正反映了金融对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而科技金融也必须与时俱进。这也正是过去数年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的重要工作。当前，科技金融政策框架基本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建立、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也在增强。
根据彭立峰披露数据，过去三年，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都保持20%以上的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从35%提升到50%，科技类债务融资工具累计发行9600亿元，高于一般企业贷款增速。设立孪生投资公司 破解外部投贷联动难题
成绩之下，亦有挑战。彭立峰坦言，科技金融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
不少业内人士都提到，与科技创新所需要的资金特点相比，我国金融供给结构也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与债权融资相比，股权融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特征天然更适合科创融资需求，但目前我国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例比较低。进一步看，股权融资内部对于种子期、初创期科创企业的覆盖还不够，创投机构投早投小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彭立峰表示。此外，在债权融资方面，银行服务科创企业的专业能力不足；针对细分市场差异化经营局面还没有形成，针对科创企业特点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玉苓也提到了相似的问题。“我国的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新增社会融资中近七成为银行贷款。发展科技金融，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如何发挥银行在科技金融中的作用。”她谈到。
投贷联动是不少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解法”。从国际上看，投贷联动是银行借助创投机构专业能力，以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方式支持科技型企业的有效途径，可以有效解决贷款收益与风险难以匹配的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银行设立股权类投资公司严格限制，目前国内仅个别银行开展试点，而银行与第三方投资机构合作开展的外部投贷联动又面临股权投资收益入账难、银行与创投机构利益协同难等问题。
对此，刘玉苓分享了一个嘉兴银行的案例。“该行通过设立孪生投资公司找到了解决办法。”她解释，所谓孪生投资公司是指，由银行股东参照其在银行的投资份额共同设立的专门从事投贷联动业务的投资公司。由于银行与孪生投资公司股东相同、持股比例一致，投贷双方共同开展贷前调查和投贷表决，提升了投资决策的协同性，同时银行的股东也可以通过孪生投资公司分享投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与孪生投资公司是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孪生投资公司的风险也不会外溢到银行，从而实现了真正的风险隔离。
记者获悉，成立两年以来，嘉兴银行的孪生投资公司嘉银创投已与42家未上市科技型企业签订认股选择权协议，配套贷款金额3.9亿元，以行权、大股东回购等方式获得超额收益共计255万元。多点开花 各地积极探新路
实际上，如何解决金融资本“不敢投、不愿投、不知往哪里投”的问题，正是各地积极探索的重要命题。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省份，浙江坚持先行先试，在科技金融赛道上进行了多种探索：除了设立孪生投资公司，浙江还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分险、中介”功能，推动构建政银担合作的“科创风险池”；探索股权份额交易试点，拓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改革考核评价机制、为政府引导基金松绑……
“科技金融是一项牵涉面较广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金融系统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政策方面的协调配合，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动机制，加大对科技金融领域的政策和资源倾斜。”刘玉苓感慨。
当然，“出招”的远不止于浙江。例如，面对缺乏抵质押贷款的初创期、成长期科创企业，安徽省创新推出“共同成长计划”，以更好做到“投早投小投科技”。具体来看，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下，由银企双方签署“贷款协议+中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承诺函”，在普通商业贷款合同和现行政策框架基础上，通过选择一种或若干远期权益事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初创期、成长期科创企业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以及全面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为解决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融资难和科创信贷收益风险不匹配的主要矛盾而创设的新型信贷模式，有效解决了银行不敢贷、不愿贷问题，转变了银行传统信贷业务模式，赋能科创企业快速发展。为打消银行不能有效识别企业风险的顾虑。”业内人士介绍，“共同成长计划”建立了动态优化的名单发布机制，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会同科技、经济和信息化等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共同成长计划培育主体库”，并向商业银行推送，建立企业退库制度，为银行在企业选择过程中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江苏省全国首创“仪器贷”、深圳市探索“腾飞贷”、山东省打造“科融信贷”专项产品……为了提升信贷服务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实现“能贷会贷”，引导银行构建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特点相适配的风险评估模型，不少地方都因地制宜推出了相应的信贷产品乃至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破题科技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重挑战。不止于信贷 打好金融服务组合拳
必须看到的是，尽管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对科技的支持，不少地方要从信贷入手，但科技金融远不止于信贷支持。
“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功能，提升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正是题中之义。例如，丰富科技创新的债券产品，扩大科技型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发挥股票市场、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投资不同板块的功能，满足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股权融资需要。
“根据国际经验，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与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繁荣密切相关，是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彭立峰提出，从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四个环节来看，现在大家比较重视“募”的问题，但在其看来，“退”也是影响市场活跃度的重要因素。如果退不出，“新钱”就不敢进场，数以万计的“老钱”也没有办法收回再投资。
回顾我国的市场表现也不难看到，几次市场募集高峰都在IPO开闸和扩容之后出现。最近一次是2021年和2022年，在资本市场发行端进行系列改革之后，市场募资创出新高。当前我国股权投资市场达到一定体量，但即便在2021和2022年，我国IPO规模居世界首位，仍难以满足退出需要。“这要求我们对退出问题更加重视，拓展多元化的退出渠道。未来我们要大力发展并购市场，鼓励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扩大科创领域并购贷款投放，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交易市场和S基金，促进创业投资良性循环。”彭立峰提到。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与多元创新生态相对应，科技金融也是一个生态系统，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业态衔接、金融体系与科技体系相互配合，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反应和网络效应。“要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多层次性，推动大中小银行、资本市场各板块功能互补、差异化发展。”彭立峰建议，要打造科技金融联盟，加强金融机构与高校院所、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交流合作和服务联动。支持大型银行发挥平台资源优势，在依法合规、风险隔离前提下强化与内外部投资、证券、保险等机构合作，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刘玉苓则从地域角度建议要继续深度融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是我国经济重要增长极，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她建议，做好科技金融工作要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促进各地区金融资源、科技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流动，推动区域金融耦合协同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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